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领域两大分科之一，主要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异民族文化做出描述和分析。文化人类学者们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家庭生活及其结构、婚姻、血族关系及地方群体、巫术等。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一个学科分支，其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者说，它“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它不仅要研究‘野蛮民族’，也要研究‘文明民族’，包括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

　　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国家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扩张。为了配合对殖民地的统治，欧洲各主要国家纷纷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殖民地民族研究的组织。他们都以来自殖民地的各类档案为研究资料。但这种专门研究并没有使文化人类学诞生，因为它缺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进化论学派；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民族学大发展时期，整个学术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的流派有播化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等；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是西方民族学大变化时期，出现的学派有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学派、文化相对论学派、新心理学派、社会生物学学派等。

　　19世纪中叶以后，由达尔文（1809-1882）所创，用来解释动、植物界发展规律的进化论，被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被广泛认同。于是西方学者们认识到，殖民地那些“初民社会”中的各种状况，正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希望通过对殖民地各后进民族的研究，来了解本民族和人类进化的历史。

　　19世纪晚期人类学的研究中以直线连续性的历史发展概念占主导作用，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过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的各个特定阶段，自“蛮荒阶段”（savagery）到“野蛮阶段”（barbarism），最后达到“文明阶段”，亦即西欧人的状态。

　　20世纪初期这种西欧、北美早期人类学者的强烈文化偏见逐渐被抛弃，而选择了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位学者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学研究领域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鲍亚士及其追随者——著名者有潘乃德、米德、萨丕尔——支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史学派对于文化资料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

　　在法国则有莫斯（Marcel Mauss），他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把人类各个社会作为各个全面而完整的体制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社会都以保持其体制之完整性的种种方法，实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莫斯对一些观点各异的学者影响颇大，其中有法国的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芮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等人。其后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一种严密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而芮德克利夫-布朗和李维-史陀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研究方面的各项原则。功能论者强调，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显示的功能。相形之下，结构论者则力求论证特定诸文化中那种处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体系或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往往透过使用各种语言和符号而对该体系仅仅保着着一种模糊的意识。

　　20世纪30年代，潘乃德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诸部落的研究，催生了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即文化心理学。潘乃德提出，各种文化在其缓慢发展中都会对其成员强加一种独特的“心理趋向”作用，使他们在解释现实时都要沿着该文化所确定的方向来做，对于环境诸因素则不予理会。这种文化和人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而此种相互关系，既可以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找出例证，也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得到验证。文化人类学者们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家庭生活及其结构、婚姻、血族关系及地方群体、魔法及巫术等。

　　在20世纪后期，血族关系的研究仍为一中心课题，而当研究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调查研究不同社会的政治及法律制度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更多关注。同时，他们对于宗教概念及礼仪等方面也开始认真思考。研究兴趣也从文化人类学者们曾花费二十多年深入研究的非洲诸民族，转向了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始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各种项目，有关社会变化的分析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自那时起，电脑的应用已使大量数据之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在家庭及家族关系、婚姻、离异现象以及在经济交往的研究中，都因电脑的应用而效果显着。

参考资料：杨圣敏主编、丁宏副编，《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